分层分类就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保证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聚集社会正能量。
党内立法法对2000年《立法法》的原理与制度多有模仿，但也具有自身个性，在局部制度建构上存在欠缺。正统的保守派会要求更加严肃的正本清源，恢复黄金时代的道统秩序，对新价值与新秩序抱持一种不妥协的批判姿态。
依法治党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法治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日益崛起于世界的当代，阶级显然已不再适合作为政治与宪法分析的核心概念，必须代之以公民。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治理现代化，近来的四中全会聚焦法治，这是新一轮改革回应并释放出的新的政治与时代精神。因此，再以马克思的原教旨式话语解释和批评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必然力不从心，甚至堕入马克思传统所反对的教条主义窠臼。从宪法条文到时代精神再到生活传统，法治经由执政党的二次决断、国家的常规实践与民间社会的维权推进，将成为保护和扩展改革成果、调理和生成规则秩序、重构和改写官民权力关系、保障和提升自由与创造力的不二法门。
与治理现代化、法治等现代性价值并驾齐驱甚至有凌驾之势的，恰恰是张扬于建国后前三十年、尾随跟进入改革三十年的一系列正统价值，比如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公有制等。四中全会应当成为再一次的证明。念斌案中同样存在饱受诟病的刑讯逼供嫌疑。
从外源监督型的个案正义走向内生自发型的普遍正义，是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2007年开始，最高院即渐次发布司法公开规定并开展模范法院建设，打造阳光司法。在这一情境下，司法机关责任有限，死磕模式难再奏效。我在总体上肯定这些律师的民权维护者角色与特定的法治价值，也深信这一特定群体的专业水准、公益责任心甚至远期的民权组织化程度都会大大提升，成长为一支重要的社会转型力量。
这是一群法律人公民，他们以法律的名义在个案中聚集和介入，甚至出现了在个别重大刑事案件中多地响应式的律师团行为。从念斌案来看，福建高院最终以疑罪从无的裁判原则做出无罪宣判，给出了个案的司法正义。
第二，律师社会地位与收入的逐步提高，使其可以在个人生存压力之外关注公益援助和法治转型议题。同期，中国的新刑法与新刑事诉讼法也已生效，刑事司法之法律环境大为改善。 不过，瑕不掩瑜，死磕个案模式的法律启蒙与典范教育意义不容否定。在传统朴素的正义观中，受害人是值得同情的，而嫌疑人则是可恶的，于是法律程序建构便不自觉地选择了有罪推定。
由专门委员会提名后由人大任命，提名权为实，人大任命为确认程序，对于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很有必要。在法治转型期，出现个别不太专业或醉心功名的死磕派律师并不奇怪，也非主流。二是面向当事人的法律启蒙与援助角色。如果按照美国洗冤工程的经验，念斌也可以在回归自由生活的同时感恩式地充当本社区的法律义工，劝说、援助和帮助联系律师支持其他的潜在蒙冤者以信法不信访的正确方式维权。
司法改革与普遍正义 实际上中国的司法权尽管宪制性地位不高，但却一直保持着能动态势。即使是面对可以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机关，其司法监督的权威性也受到行政主导的挑战与干扰，行政诉讼成为艰难曲折的公法诉讼类型，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
实际上，既往的冤假错案接连发生与人民司法伦理观也存在密切关联，特定的司法文化不因制度改变而改变，需要长期教育和矫正。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一种个案胜利，在浩如烟海的全国刑事案件中只是沧海一粟。
司法过程应成为正义的生产线，成为法律权威与公正性的增值机制。过分苛责这些律师的行为动机或者暴露出批评者的保守自私倾向，或者暴露出其掩盖企图。2001年的齐玉苓案更是掀起了宪法司法化运动，最高院司法精英企图在中国开展一场马歇尔式的普通法宪法革命，当时的学界与民众对此颇有期待，但并无特别进展，该案批复更是于2008年被明确废止，从而阻断了宪法司法化的司法改革路径。在刑事侦查技术相对滞后的司法条件下，口供便成为侦查破案的黄金线索，也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不变法则。为此，司法人员尚需要新一轮的法律启蒙，需要更新司法伦理观。再者，死磕需要严守法律分寸和尺度，过度死磕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司法过程的信访再现，漫天要价，无限夸张，在追求个案形式正义的同时牺牲掉其他价值，并造成司法资源的过度浪费。
维护这一定律的是命案必破的司法政绩观和实体正义观，过分偏重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偏重使受害人满意和人民群众称道，而自觉不自觉地虚构与制造出有利于快速结案的情节，制造出一个个刑事司法体制下的受害者。 在这一司法负资产的增值史中，抗议和反击的声音与力量从未停息，日益发展为两股力量的奇特结合：一是冤假错案中的被告人家属，有时甚至包括对终审判决不满的受害人家属。
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事关普遍司法正义的司法权改革问题。死磕式个案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倒逼司法正义，形成一种选择性、强有力的民间法律监察机制，类似于司法打假。
第四，互联网信息互通与交通条件的优化。根据纲要要求，各级法院应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将裁判文书统一发布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其次是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的适度分离，实现司法的适度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多年来，在普通刑事案件中，刑讯逼供、冤假错案、涉诉信访似乎已成为一条司法负资产的增值定律。而司法绩效考核机制也需顺应这一司法文化变迁的需要。其原理就在于法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其核心资质必须由专业人士认定，即使人大最终否定某些提名，新的人选依然需要从委员会程序中产生。
当然，与既往司法改革纲要类似，一方面面临着司法改革研究者对改革力度与效果的理想性质疑，另一方面则遭遇到宪制性地位的尴尬与局限，面临事倍功半的考验。人民司法伦理观必然要求一种受害人本位，而程序正义观则要求一种嫌疑人本位。
而且，司法职业化也并非一帆风顺，王胜俊院长任内的人民司法运动对职业化进展有所干扰，但周强法院重新确定了职业化的主方向。每一次死磕，都是集合媒体、律师与社会舆论的整体力量对具体刑事司法过程的合法性检验。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种阳光司法的政策将全国绝大部分裁判文书集中暴晒，对各级法官是重要的制度性威慑，将倒逼其公正司法与充分说理，否则众目睽睽之下无法自安，更恐惧于当事人和死磕派律师联盟启动再审程序的错案追究压力。因此，不是律师的劝回，而是司法程序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才是终结信访的关键。
近期作出无罪宣判的福建念斌投毒案就是这一奇特力量结合的又一次个案胜利。刑事司法过程的死磕风尚更多具有法治转型期的典范凸显与法律启蒙意义，在个案的意义上将当事人劝回司法程序，通过充分的社会舆论动员和法律程序博弈获得一个合法而正当的判决结果。二是以功利心或法治责任感为基础的死磕派律师。 星星之火的个案正义 从此，念斌一家将深信司法程序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在律师的启蒙与援助下成为法律公民。
被告人念斌的姐姐念建兰就是被律师从信访路上劝回来的。因此，死磕取胜只能是一种多方因素耦合下的幸运，而不是制度承诺下的确定预期。
这些条件性因素并非普遍可复制。2010年，最高院公布《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企图改动夫妻共同财产制，遭遇中国保守主义学者的严厉批评，清华大学赵晓力教授称之为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2014年7月，最高院公布四五改革纲要（2014—2018），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目标的同时进一步推进自身的职业化建设与体制机制改革。——蒙冤者的告白和他们的故事》生动记录了这些个案及其普遍的法律社会意义。